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隋炀帝广造宫室，以肆行幸。
自西京至东都，离宫别馆，相望道次，乃至并州、涿郡，无不悉然。
驰道皆广数百步，种树以饰其傍。
人力不堪，相聚为贼。
逮至末年，尺土一人，非复己有。
以此观之，广宫室，好行幸，竟有何益？
此皆朕耳所闻，目所见，深以自诫。
故不敢轻用人力，惟令百姓安静，不有怨叛而已。”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幸洛阳宫，泛舟于积翠池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，所谓驱役生民，穷此雕丽，复不能守此一都，以万民为虑。
好行幸不息，民所不堪。
昔诗人云：‘何草不黄？何日不行？’‘小东大东，杼轴其空。
’正谓此也。
遂使天下怨叛，身死国灭，今其宫苑尽为我有。
隋氏倾覆者，岂惟其君无道，亦由股肱无良。
如宇文述、虞世基、裴蕴之徒，居高官，食厚禄，受人委任，惟行谄佞，蔽塞聪明，欲令其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”
司空长孙无忌奏言：“隋氏之亡，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，臣则苟欲自全，左右有过，初不纠举，寇盗滋蔓，亦不实陈。
据此，即不惟天道，实由君臣不相匡弼。”
太宗曰：“朕与卿等承其余弊，惟须弘道移风，使万世永赖矣。”
贞观十三年，太宗谓魏征等曰：“隋炀帝承文帝余业，海内殷阜，若能常处关中，岂有倾败？
遂不顾百姓，行幸无期，径往江都，不纳董纯、崔象等谏诤，身戮国灭，为天下笑。
虽复帝祚长短，委以玄天，而福善祸淫，亦由人事。
朕每思之，若欲君臣长久，国无危败，君有违失，臣须极言。
朕闻卿等规谏，纵不能当时即从，再三思审，必择善而用之。”
贞观十二年，太宗东巡狩，将入洛，次于显仁宫，宫苑官司多被责罚。
侍中魏征进言曰：“陛下今幸洛州，为是旧征行处，庶其安定，故欲加恩故老。
城郭之民未蒙德惠，官司苑监多及罪辜，或以供奉之物不精，又以不为献食。
此则不思止足，志在奢靡，既乖行幸本心，何以副百姓所望？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，献食不多，则有威罚。
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，竞为无限，遂至灭亡。
此非载籍所闻，陛下目所亲见。
为其无道，故天命陛下代之。
当战战栗栗，每事省约，参踪前列，昭训子孙，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？陛下若以为足，今日不啻足矣；若以为不足，万倍于此，亦不足也。”
太宗大惊曰：“非公，朕不闻此言。
自今已后，庶几无如此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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